二、法律全球化与法律移植的新趋势 现代化最初发源于西方，它从最初就呈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
法律大数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法律数据进行分析，对法律问题进行预判，获得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得出新的认知、深刻的观点和主张。由于影响司法公开与法律信息记录的制度性因素与结构性条件将会长期存在，因而法律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的数据信息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将呈现有限性、片段化的特征。
机器需要充分挖掘法律文本，仔细分析文本中有法律意义的话语，将之标签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建模。[14] See Christopher Slobogin, Risk Assessme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entencing And Corrections, Oxford Universiry Press, pp.196,203～205（Joan Petersilia Kevin R.Reitz eds.,2012）.at 200. [15] 同上，at 204。[40] 关于意识形态对司法裁判影响的详细分析可参见〔美〕弗兰克•克罗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曹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从人才层面看，法律界、人工智能界互有疏离、隔阂。在其中79%的案子里，人工智能提出的判决与当时的法庭判决一致。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苏州中院研发的庭审语音识别系统，可以将语音自动转化为文字，并能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均能实时看见转录文字。其次，公权力的行使要求一定透明性，而法律人工智能的算法却具有相当的黑箱性，其或者因为深度学习算法的运用而无法言明计算的过程与内容，或者由于算法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的考虑而不对外公开，这天然地与公权力行使的透明性与规则的公开性相悖。五是腐败堕落，挥霍公款。
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法治的角度，您认为应采取哪些办法? 答：我认为应从法治人手，根本上解决公共权力的来源、监督问题。从朴素的感情上讲，对党和政府怀有感激之情实属情理之中。私权力是指属于私人领域的权力，如父母对子女的权力和私人雇主对雇员的权力以及等，虽与公共利益相关联但关联并不直接。人口的流动、利益的多元以及机会的均等，为每个人提供了机会。
但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不是任意的，它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类自我超越潜能以及选择生活模式能力的限制，因此，考察人类的过去和今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未来的趋势。在临死前，他被门卫告知，该法律的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
同时，在中世纪西方，存在多元的利益集团，不仅宗教与世俗权威并存，而且在世俗权威内部，还存在王室、封建、城市、商人团体以及庄园多种权威，权威的分散和分立，在欧洲大陆尤其明显。围绕这两个阶段的法治问题，西方法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初期的民主形式法治观，反对民主实质法治，认为前者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民主实质法治是对法治的败坏。我认为其中四项基本价值是最主要的，即效率、公平、自由、群合。同样，在法治中，人们作为参与者，都必须在法治之下和法治之内，不能左右、操控法治，而必须服从法治，由此，如同游戏中的游戏者被游戏一样，法治中的人也落入了作茧自缚的结局，处于受到法治控制的状态。
否则，良好的制度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尽管自然法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不同含义，但是，人们可借助这种超验的理念和准则，衡量实在法的正当性或合法性，从而超越实在法的局限。没有制约机制的监督往往难以行之有效，即使存在监督机制，也不过是专制体制下那类皇帝操纵之下级上对下级的单向监督，即皇帝本人则不受监督。本来，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的权利极大，公民的自由空间很小，因此，法治的主旨注重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要对各级人大代表实行公开、公正和公平的选举，在此基础上，提高人大的实际地位，赋予其以足够的权能，确保人大能够真正代表民众行使各项权力。群众监督可分为普通群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
有人主张 ，只有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否则便不是法治。当人们把法律奉为最高权威时，当法律被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时，现代西方的民主型法治便随即产生。
在法治问题上，中国传统的法治虽然是非民主型法治，与现代民主型法治在价值取向上相龃龉，但是，某些法治的理念、原则以及运作机制等，仍然可为今天所用，例如法家主张的"一断于法"、"刑无等级"以及"法不阿贵"等主张，与现代民主型法治的一些原则有相同之处。关于民主形式法治的缺陷，卡夫卡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以寓言式故事隐喻它的悖论：在敞开的法律大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乡下人想进去，受到了门卫的阻拦，但是只是说"现在不行"，没有说他以后不能进去。答：建国以来，中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些地方，对于党、政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尤其缺少有效的制约，因此，强化权力制约机制是完善公共权力监督的当务之急。您认为目前中国在法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正如你所所说，中国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讲法治，法治成为时下一种时髦话语，几乎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许多人认为，法治在近现代以来才得以形成和确立，古代虽然也存在法律，并且有些国家在某些时期确实注重运用法律统治，但是，那种法治与现代法治在原则和精神上具有重大差异，因此有人认为古代法治是人治下的法治，根本上还是人治。
然而，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通行的道德准则。例如，马恩划分的五种历史形态就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纯化的类型，封建制中含有奴隶制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奴隶制。
除了一般的权力腐败，时下人们谈论较多的是司法腐败问题。这也意味着，法治本身并非完美无缺，而是有其弊端和局限，但是，在现代社会，相比其他治道，法治是最有效的治道。
同时，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已经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法律内容和原则，将所有外来的东西完全本土化似乎也不可能。那么，为什么人们对司法腐败反应如此强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们对司法权的廉洁性期待过高，认定司法机构作为裁判机构，本应不偏不倚，公正廉洁，一尘不染，现实中一旦出现腐败便难以接受。
另外，使用哪个词，通常取决于语境和是否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为了避免绝对化和过分格式化，在运用类型化方法的研究中，应保持辩证和动态的张力。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法治理论的引进。例如禁止夜宿街头桥下的法律是一般性的，对所有人适用，但实际上受禁止的对象只能是穷人。
"三乱"横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仍屡禁不止。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形式法治下，法律被奉为自足系统，不依赖其他价值独立存在。
三是中国在司法组织的设立上还缺乏独立性，例如地方的司法机构在人事和财政上要受地方同级政府的领导和控制，难以抵制来自"婆婆"们的干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性的东方文化统一体，也不存在所谓的"东方法治"模式。
这种主张在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中，得到了最典型的表述，其极端观点是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而不管这种命令的内容如何。这些掌权者在观念上觉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但官升脾气长，似乎还官升知识增，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少知识，敢于说大话、空话，善于外行冒充内行。
但是，目前的选举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能解决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人治的不可靠性，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因此这种治道也失信于人。据有关报道，福州市为方便路人而建造的300多面铝制路牌，被盗一空。但是，东方文化这个概念不仅是西方人视域的产物，而且过于宽泛。
第三阶段是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关于实行法治，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党章中明确规定了选举制度，但是，实践中，由上级指派领导的做法仍然存在。
其三是要进一步改革审判程序，增强审判的公开性，强化法官的中立性，尽可能充分地提供判决理由。有人认为，中世纪英国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主张不过是一种对英国历史的理想化。
比如在对待传统问题上，一个极端是全盘否定，另一个极端是美化传统，把传统理想化。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一宗小小买卖，即便签字画押，然后交付公证，也难以确保协议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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